泱泱中華，歷史悠久，文明博大。

在漫漫歷史長河中，中華民族留下了浩如煙海的文化遺產，為中華文明提供了重要內容，為人類文明作出了重大貢獻。

“深入了解中華文明五千多年發展史，推動把中國文明歷史研究引向深入，推動全黨全社會增強歷史自覺、堅定文化自信，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團結奮斗。”

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體學習時強調，文物和文化遺產承載著中華民族的基因和血脈，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中華優秀文明資源。我們要積極推進文物保護利用和文化遺產保護傳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遺產的多重價值，傳播更多承載中華文化、中國精神的價值符號和文化產品。

“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反復強調，要尊崇歷史、研究歷史，確立歷史思維，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

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對中華文明的起源、形成、發展的歷史脈絡，對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和發展過程，對中華文明的特點及其形成原因等，都有了較為清晰的認識。

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體學習時，習近平總書記對深化中華文明探源工程作了深入闡述，強調要同步做好我國“古代文明理論”和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研究成果的宣傳、推廣、轉化工作，加強對出土文物和遺址的研究闡釋和展示傳播，提升中華文明影響力和感召力。

中華文明探源研究以浙江良渚、山西陶寺、陜西石峁和河南二里頭4個都邑性遺址以及黃河、長江和遼河流域的中心性遺址作為工作重點，開展大規模考古發掘和周圍地區聚落分布調查，多學科、多角度、多層次、全方位對中華文明起源、形成與早期發展進行研究。

經過幾代學者接續努力，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工程的研究成果，實證了我國百萬年的人類史、一萬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

良渚遺址相關遺存貫穿良渚文化始終，距今5300—4300年。

遺址宏大的規模、復雜的城市體系及龐大的建筑工程量等均表明，良渚古城不亞于同時期的古埃及、蘇美爾和哈拉帕文明。良渚遺址是同時期東亞地區規模最大的都邑性遺址。

陶寺城址興建與使用的主體年代距今4300－3900年，面積達280余萬平方米。

陶寺遺址發現了迄今世界最早的觀象臺遺址，出土了龍盤、文字扁壺、鼉鼓、石磬、玉獸面及中國最早的“銅器群”等許多文物。這些重要發現表明陶寺文化時期早期國家已經出現，禮制初步形成，是中國夏、商、周三代輝煌文明的主要源頭。

石峁遺址是河套地區一處龍山晚期至夏代早期的超大型中心聚落。

石峁遺址的考古發掘表明石峁城址的社會功能不同于一般性原始聚落，應為早期城市濫觴時期作為統治權力象征的邦國都邑，為中國文明起源形成的多元性和發展過程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資料。

二里頭遺址是迄今所知東亞地區青銅時代最早的大型都城、中國青銅禮制的創造者，是夏商周王朝乃至整個古代中國核心政治制度、身份認同和文化思想的奠基者。

以二里頭遺址為核心的二里頭文化，是東亞地區最早的“核心文化”、最早的廣域王權國家，是實證中華文明五千多年悠久歷史的關鍵環節。

三星堆遺址的發現與研究，極大地提升了古蜀文明的歷史地位，實證了古蜀文明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

以祭祀坑為代表的遺跡及出土文物，生動展現了古蜀文明的獨特性和創造性。三星堆遺址地處傳統的中原文化圈和半月形文化傳播地帶之間，與周邊地區尤其是中原地區產生了密切的交流，亦是統一多民族國家早期融合過程的見證者。

中華文明探源等重大工程的研究成果，展示了中華民族開拓創新、與時俱進、自強不息的進取精神，是蘊含著豐富知識、智慧、藝術的無盡寶藏，為我們堅定文化自信提供了重要源泉。

面向未來，繼續推進、不斷深化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逐步還原文明從涓涓溪流到江河匯流的發展過程，對于我們了解中華文明的悠久歷史、增強歷史自信和文化自信、推動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具有深遠意義。